只好留了少部分人上班,
把大部人裁了下去,
让其自谋生路。
这样一来,
群体性的上访事件接连不断,
旧的矛盾没有解决,
现在又要让他们搬迁到市郊,
新的矛盾又产生了。
这里便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
糖厂搬迁了能救活糖厂吗?
如果救不活糖厂,
这搬迁还有什么意义?
对于糖厂的职工,
他们并没有增加收入,
反而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方便,
他们的反对也在情理之中。二是,
这搬迁的费用从哪里来?
如果这笔费用完全靠卖地皮够不够,不够的话,
所欠的缺口是政府来补偿,
还是糖厂自己承担?
苏一玮不得不向他们提出了这两个问题。
副市长丁学辉说:“这是何书记在位时制订下来的计划,
主要是从城市建设,
旧城改造这方面考虑得多一些。
至于费用问题,
预算了一下,
卖地的钱用来补贴搬迁还是差不多的。”
丁学辉所说的何书记,
就是原来的市委书记何得权。
苏一玮还是觉得市政府的这个搬迁决定过于草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