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姐那张皱巴巴的小纸条,薄如蝉翼,却重如千钧,像一把尘封已久的钥匙,为付平打开了一扇通往幽暗真相的沉重大门。凭借着纸条上那几个潦草却至关重要的卷宗号,付平在那堆积如山、散发着霉味的故纸堆中,像个经验丰富的寻宝猎人,精准地找到了当年关于周正国案件最核心、最原始的那几份关键档案。
这些档案,有的纸张已经泛黄发脆,一碰就掉渣,字迹也因为年代久远和保存不当而有些模糊不清,需要凑得很近,或者借助放大镜才能勉强辨认。但其中记录的内容,却足以让人触目惊心,脊背发凉。付平看到了当年某些办案人员草率潦草、敷衍了事的调查笔录,关键问题避重就轻,甚至牛头不对马嘴;看到了某些关键证人的证言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明显是在某种压力下被迫做出的不实陈述;看到了最终的处理决定中,对于许多关键疑点刻意回避、语焉不详,试图蒙混过关;甚至,他还敏锐地发现了一份被明显用不同墨水和笔迹涂改过的关键会议记录,那涂改的手法,拙劣得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猫腻!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付平除了继续像个苦行僧一样,在档案室里“寻幽探秘”,试图从那些冰冷的文字中榨取出更多的信息之外,他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午休、下班后,甚至周末——悄悄地对外围进行了一些补充调查和侧面走访。他通过各种关系,辗转找到了当年参与周正国案件调查的几位已经退休赋闲在家的老同志。有的人一听他提起周正国的案子,就立刻像见了瘟神一样,连连摆手,避而不谈,生怕惹祸上身;有的则欲言又止,眼神躲闪,显然是知道些什么,但又顾虑重重,不敢轻易开口。但也有那么一两位尚存良知和正义感的老人,在付平再三的诚恳请求和真情打动下,终于放下心防,叹着气,说出了一些当年不为人知的内情和隐情。他还想方设法联系上了几位当年事件的关键证人,有的早已故去,带着秘密长眠地下;有的则远走他乡,改名换姓,不愿再提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但皇天不负有心人,最终,还是有两位当年因为种种原因做了伪证,但良心备受煎熬多年的证人,在时隔十多年后,愿意鼓起勇气,站出来,为周正国说句公道话,还他一个清白。
当所有的证据链条都逐渐拼接完整,形成闭环;当所有的疑点都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不再是无解的谜团;当真相的轮廓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整地呈现在付平面前时,他深吸一口气,知道,是时候为那位饱经风霜的周正国老人,也为那些曾经被蒙蔽、被歪曲、被践踏的正义,讨回一个迟到的公道了!
又是一个处务会。干部一处那间略显局促的小小会议室里,空气比上次更加紧张,充满了剑拔弩张的火药味,仿佛只要一点火星,就能引爆一场惊天动地的冲突。赵光明副处长依旧稳稳地端坐在那里,脸上虽然还挂着他那招牌式的、皮笑肉不笑的假笑,但眼神中却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和……几分幸灾乐祸。他显然已经通过某些渠道,预感到付平今天可能会就周正国的案子正式“发难”,而他,也早就做好了“迎战”的准备,甚至可能还挖好了坑,等着付平往里跳。老李科长则依旧是那副雷打不动的“入定老僧”模样,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仿佛对即将发生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置身事外。其他几位科员,则大多低着头,表情各异,有的带着几分好奇和期待,有的带着几分担忧和不安,还有的,则纯粹是抱着等着看好戏的心态,准备欣赏一场“神仙打架”。
付平坐在上首的位置,神情平静,目光沉稳,但眼神却异常坚定,像一把出鞘的利剑,闪烁着寒光。他先是按照惯例,不疾不徐地简单通报了一下近期处里的几项工作进展情况,然后,话锋陡然一转,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直奔主题。
“同志们,今天的会议议程,我想临时增加一项。”付平的声音不高,但却异常清晰,每一个字都像小锤子一样,敲打在会议室里每个人的心上,“就是关于原省机械工业厅退休干部周正国同志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
此言一出,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连掉根针都能听得见。赵光明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像戴了副假面具,随即又迅速恢复如常,但眼神却变得更加锐利和不善。一直闭目养神的老李科长也缓缓睁开了眼睛,镜片后的目光闪烁不定,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相信在座的各位,对周正国同志的情况,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了解,毕竟,他的申诉材料,咱们处里都积压了好几年了。”付平继续说道,目光缓缓扫过众人,像探照灯一样,观察着每个人的反应,“这位老同志,因为十几年前的一桩错案,蒙受了不白之冤,多年来一直坚持申诉,四处奔波,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近期,我利用一些业余时间,对周正国同志反映的案子,进行了一些初步的调查和核实……”
“付处长!”付平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赵光明毫不客气地厉声打断了。赵光明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副老成持重、顾全大局的架势,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权威”和几分居高临下的“教导”,“我非常理解您想为老同志解决实际困难的这份热心肠,这份为民请命的精神是好的,是值得我们大家肯定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周正国这个案子,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它牵扯的方方面面,太多太复杂了!”
他刻意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组织更加有力的措辞,然后才继续用一种忧心忡忡的口吻说道:“据我所知,也据档案记载,周正国同志的案子,当年是经过我们省委组织部认真研究,并作出了明确的处理决定的。我们现在时隔这么多年,仅仅因为申诉人的一面之词,或者一些不确定的新情况,就要轻易推翻当年的组织决定,这……这首先是不是对当年组织的不尊重?是不是对当年参与办案的那些老同志们的不负责任?他们当年也是秉公办理,也是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嘛!”
“而且,”赵光明加重了语气,眼神也变得更加“忧国忧民”起来,仿佛他才是那个真正为组织着想的人,“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非常敏感。一旦我们开了这个口子,把周正国的案子给翻过来了,那以前那些有过类似情况的,或者自认为受到了委屈的,会不会都像闻到腥味的猫一样,蜂拥而至,都跑来要求重新处理?到时候,我们组织部的工作,岂不是要陷入无休止的翻旧账、查旧案、打官司的泥潭里?我们还有没有精力去干好当前的中心工作?这会不会严重影响到我们干部队伍的稳定?影响到我们组织工作的正常秩序?我们组织部的工作,同志们,稳定,可是压倒一切的大局啊!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小小的、个别的老干部案子,就影响了整个组织部的威信,破坏了我们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嘛!付处长,您可要三思而后行啊!”
赵光明这番话,说得是“义正辞严”,“高瞻远瞩”,逻辑清晰,滴水不漏。既搬出了“尊重历史”、“尊重组织决定”的大帽子,又抬出了“影响稳定”、“破坏大局”的政治高度,还巧妙地暗示付平这是在“小题大做”、“不顾大局”、“意气用事”,试图将付平置于一个非常被动和不利的道德与政治的困境之中。
一直沉默不语的老李科长也适时地睁开了他那双似乎永远都睡不醒的眼睛,慢悠悠地,像挤牙膏一样附和道:“是啊,付处长,赵副处长说的这些,确实是老成谋国之言,非常有道理。历史问题嘛,宜粗不宜细。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再纠缠下去,翻来覆去地折腾,对谁都没好处,反而可能制造新的矛盾。”
其他几个平时就跟赵光明走得比较近,唯他马首是瞻的科员,也纷纷像应声虫一样点头称是,七嘴八舌地表示“赵处长考虑得确实周